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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涛介绍，OPPO早期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几万个售点，后来发展到25万个售点。但现在他们发现，在现行体制之下，有些售点会在用户上有集中，所以小的形态售点本身就没有太多生存空间了。底端渠道的收紧，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超级旗舰店的设立，承载着更多野心。

在这场调整中，ToB业务被放到了战略高度，这也标志着以消费互联网称霸的腾讯全面转向产业互联网。正在发生的进化杨国安所说的变化，身为CSIG总裁的汤道生深有体会。如果说杨国安是CISG在打造组织能力上的理论指导者，汤道生就是这套理论的实践者。他在采访中提及，他的大部分时间除了拜访客户之外，另一部分时间大多用来为CSIG吸纳不同类型的人才。

2015年长时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2015年5月至7月，隔夜利率持续低于1.5%。一方面，2014年我国经济走向下行通道，2014年8月起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为负，且PMI也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为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故2015年继续延续2014年的货币宽松政策，央行通过SLF操作、定向降准、降低基准利率等方式不断向货币市场输送流动性，并于2015年2月、4月、9月和10月进行了四次普遍降准，并先后9次下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利率，货币宽松政策持续时间较长且力度较大。同时，2015年施行宽松的信贷政策，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并推进棚改货币化措施，房地产投资企稳回升。

不过，无论怎样，投资者都很难不将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市场环境拿来和当今做比较。2000年时，14%的IPO科技公司是赚钱的，而今年迄今为止是19%。众所周知，当初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许多曾经的市场宠儿都跌落尘埃，走向了破产，而下一次衰退期间，这样的桥段很可能将再度上演。

也是2006年，段永平和丁磊联手向浙江大学捐资4000万美元，当时是浙大也是国内高校接受到的最大一笔捐资。段永平说：“我买股票时总是假设，如果我有足够多的钱，我是否会把整个公司买下来。”他认为好的投资标的就是找right business、right people、right price，找能拿10年以上的公司。好生意就是生命周期中能产生现金流、并且能让人睡好觉的生意。对的人要看创始人、团队和企业文化，最大的特性是integrity（正直）。至于对的价格，只要是好的公司，长期都不贵，比如移动互联网ARPU就一直在涨（注：Average Revenue Per User，即每个用户带来的平均收入）。

这则视频之所以能赢得这么多鲜花和掌声，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击中了人们心中的“痛点”。这个“痛点”，便是人们对有关部门如何处理外籍人士违法违规这个问题的疑惑与担忧。7月以来，各地接连发生了外籍留学生当街推搡交警、南京地铁对外国人违规行为区别对待等数起与此议题有关的事件。这些事件，使得人们心中萌生出了对执法公平性的质疑，某些针对外籍人士的负面情绪，也因此在社交媒体上蔓延。